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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秉真是加州大学国际哲学及人文科学理事会教席、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近世儿童史、中西性别研究、中国医疗文化史。

　　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但每个人记忆中的童年都不一样。儿童史研究探讨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儿童生活，通过历史的审视映照过去的儿童观，也指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西方史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将儿童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之下，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熊秉线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作《ATenderVoyage：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LateImperialChina》，挖掘并梳理了大量珍稀史料，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辅以46幅精美的中国古代反映儿童养育和生活的插图，勾画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近世中国儿童的生活画卷。近期，该书的中译本《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慈航》一书中，熊秉真教授对宋代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儿童（从出生到七八岁）和童年做了大量史料性的研究,从婴幼儿的养育、医疗、心理情感、社会生活、儿童与家庭的关系等多角度展现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宋代以来中国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定义与关照，同时展现了儿童的成长、发展与家庭、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儿童成长的普遍规律。熊秉真在书中提到很多大家关注的内容，比如她写到从宋代开始，教授幼儿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起点年龄似乎每隔一个或一个半世纪就减少一岁左右。也就是说，在11世纪，一个家庭条件优越的儿童要到九岁或十岁才开始学习算术和写作，正如司马光所建议的那样，而大约一百年后，八岁的儿童就得到了这样的教导。初等教育的起点年龄持续降低，直到明代，平均年龄为四岁或五岁的儿童被要求学习在几个世纪前双倍于他们年龄的儿童无法学会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训练趋势和对早慧与神童的强调认知能力，从来没有局限于社会精英或知识阶层这个主体。来自农民、商人和工匠家庭的粗略但明显的证据表明，近世中国社会中下层的竞争性养育和早期学徒制也有类似的模式。

　　熊秉真提到，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的幼科医学算是萌芽较早的。除上古时期许多名存而实佚的儿科著作外，如今可见的儿科论著可上溯至隋代。隋唐以来的医学文献，已包含专门的章节讨论小儿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这部分医学知识，因作者盛名而广为流传，尤其是孙思邈的《少小婴孺方》两卷，以类似单行本的形式历经唐、宋、元、明，被多方传抄翻印。到1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上已有专攻小儿疾病的幼科医生存在，幼科医学发展的客观条件较之前又迈了一步。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姜进表示，《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作者创造性地指出中国传统中关于儿童概念在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生理学层面（人类生命的最早阶段）、社会学层面（家庭中处于小辈的地位）和哲学抽象层面（纯真无邪），并将这三个层面作为本书的基本架构，层层深入地为读者解读儿童和童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含义。为读者呈现了一幅镶嵌在传统社会里的儿童和童年的全景图，为中国儿童史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书是关于中国在近代以前的儿童与童年的追踪，在作者看来，儿童和童年不是一回事，因为不是每个儿童都有童年，也不是所有沉浸在童年中的人，还是身体上狭义的儿童。

　　《慈航》一书的译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慧梅提出：“站在儿童伴随者的角度，或者用我们的温柔之心去体味儿童的成长。”

　　熊秉真表示：“在人类漫长而艰辛的生命历程中，这个最早的阶段体现了人类生存的脆弱，只有用同情心温柔以待。……对于一个有知识的旅行者来说，目前的尝试希望能够激发人们在未来的旅程中有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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